苏南这个地方有特点，人多地少，但农业生产条件好，教育水平高，水陆交通发达。这些因素虽然是近代工业生产兴起的重要条件，但却不是全部条件。苏南总是出经验，却总是解决不好自己的所有权制度问题，结果总是让人慨叹她那得天独厚的资源不得其用。最近，我读到新旺先生撰写的一篇关于苏南太仓璜泾镇动员官员领办私营企业的材料，发现苏南又要出经验了。这经验他们自己叫做“双带”：“党员干部带头创业致富、带领群众致富”。表面看这似乎只是一种策略性的做法，但我却以为大有深意。相对于“自由市场经济”这种成熟的发展模式，苏南太仓璜泾镇的做法我以为叫做“自由官员经济”比较恰当，因为这里的官员置有些党规国法不顾，自由度大得很。

这里的官员苦于自己相对于温州的落后，于是动员党员领导干部办企业，一夜之间，就起来了，官员私营企业忽然间“千树万树梨花开”。此前璜泾的官员也曾一定动员当地私营企业积极发展，但发展得并不好。官员上，一显身手，局面就不一样了。原因是什么？官员的优势在哪里？

第一，可能是官员有钱或容易筹集到钱。有了“双带”这种名头，他们的钱便是红色的钱，可以拿出来投资了。但这个理由在任何意识形态之下都很难摆上桌面。谁都会想：如果此前他们未当老板，那么他们的资本积累缘何实现？谁又肯把大把的银子借给他们？

第二，权力被名正言顺地资本化。各级党的领导都办了企业，连银行这主任、税务所长也办了企业。这种企业老板的竞争力谁能比得上？当地官员也说，“关系”也是生产力。只有官员才能方便地把“关系”转化为生产力，老百姓没有“关系”资源，便不能与他们公平竞争。这不正是“自由官员经济”么？

还有其他可能性么？没有。我不相信那里官员的智商和经营才能没有哪个老百姓能比得上，更不相信官越大智商就越高，经营才能就越强。

那里的官员说，老百姓只要能就业，有钱花，就没有意见了，而这些官员的作用就在于“领导”老百姓实现这个愿望。更大的好处是，党员官员们一旦带头发家致富，他们也就不用公款吃喝了，也就不用安排子女当干部了。他们把这种关系理解为“发展”，理解为“三个代表”。这种表述隐含了我们不大熟悉的逻辑内容：

第一，没有官员们的“带领”，老百姓不能致富。看起来，当地普通老百姓的确没有怎么像样地致富，但其原因到底是官员们过去没有认真地“带领”，还是官员们起了相反的作用，真令人深思。还有，官员们以后要“带领”了，老百姓就笃定会致富了？我十分怀疑。被广泛证明的事实是，如果有合适的制度，没有官员们的“带领”，老百姓致富得会更快。

第二，官员的“带领”是天经地义，是天然特权；如果不让他们“带领”，对不起，他们可能就要公款吃喝，要安排子女作官。这是什么逻辑？在他们看来，这种权力不是老百姓给他们的，否则他们怎么会奉行这种逻辑？

第三，带头办企业是“三个代表”；若不去办企业，就难以表现“三个代表”。按照这个逻辑，各级政府官员为了体现“三个代表”，都应该办企业，大官办大企业，小官办小企业；或者反过来说，大老板当大官，小老板当小官。这将创造一个蔚为壮观的“自由官员经济”新气象，但谁敢说这就是共产党“三个代表”的理想状态？

我很惊奇，当地官员能把这种赤裸裸的“自由官员经济”逻辑与“三个代表”理论嫁接到一起。难道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苏南的地方官员的水平么？

我决不相信“自由官员经济”能促进中国的发展。以往历史上，中国的官员利用自己的特权欺压商贾，或与少数大商贾相勾结压迫小商人，乃至官商难辨，这是中国近代工业难以发展的重要之一原因。中国早就有私有产权，这比欧洲似乎要进步；但中国的私有产权从来在官员权力的淫威之下苟延残喘。所以，私有产权在西方产生后推动了近代工业的发展，但在中国却始终扮演官府的“大官家”角色，没有为强国富民做出多少贡献。现在璜泾等地的官员要赤膊上阵，比之中国古代官员对私人经济的控制更胜一筹，结局当然更坏。

最后，我想说，虽然我不赞成璜泾镇官员的做法和想法，但也不主张搞通过什么层次的“决定”罢他们的官。中国这么大，各种做法都试一试，来一个地方之间的制度竞争，也是必须付出的改革“代价”。但试验必须公正，要让老百姓当裁判。既然他们说他们的做法体现了“三个代表”，老百姓欢迎，那么从明年开始就把他们置于老百姓的直接选举之下，如果老百姓选举他们继续作官，就算他们说得对，那时我们尝试修改党章国法不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