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钱包，硕大无朋。里面几乎有我身为广州居民的大部印记，身份证、各类银行卡、百货公司贵宾卡、各航空公司积分卡等等，当然也还有数量不等的现金。
昨天，我在名闻天下的广州火车站丢失了它。至今依然不肯接受这个现实。不过是洗手的几秒钟时间，就不见了这个为我惹来无数哈哈大笑的钱包-----所有人都觉得，一个都市女子用这样大的钱包，实在值得一笑。
我的八月魔咒，就这样达到风起云涌的高潮。
就说我回湖南的这一个星期吧，还不用说上火车那天的白天遭遇的种种重大不快：因为某件不大不小的事处置不妥，招致纠纷；白天我其实只是“陪练”，事关多人，无法分辩。就这样踏上归程，去长沙护理在那里做手术的姨妈。在火车上，我暗暗许愿，如若能给姨妈减轻痛楚，我愿意承担更多的麻烦与不适。
就这样，魔咒渐现。非常奇怪的是，无论我要去哪里，坐一趟车是肯定到不了的，因为这辆车不是抛锚，就是出车祸，还有就是驶错了方向。譬如说，主动要求“值晚班”的我，白天去看望在临近某县的外婆。原本两小时的车程，我却在6小时以后才到。因为车站的售票员听错了地址，而给我的票面只有金额并无地址。只因我在去终点的途中下。此后辗转数次，还碰到看起来老实的出租车司机带我绕了大圈。而我返长沙的时候更惨了，大巴车与一辆疾驰的摩托车相撞，巴士起火、摩托车手生死不明，巴士乘客们纷涌向车头处唯一的门口，在推挤里我稍稍擦伤了右手和右腿。然而心里却清明如水，丝毫不慌乱，还站在车头处大声要下车的乘客们往车后方向跑。从小我就是这样，貌似处惊不变，但有软虫子掉到身上也会大叫。彼时，当警察到来、120急救车到来，场面依然纷扰，我已独自搭上开往长沙外围方向的小巴，一路滔滔赶路去了。
在长沙时亦是如此。打的要去哪里，总难顺利到达。好似有一种什么力量，在与我左左右右地周旋，就是不能到点子上。连大学时一个朋友开车来我住的湖南大学北校区找我，也是怎么也找不到路，居然开去了长沙附近的旺城县。这个在公司掌握实权、玲珑剔透的长沙妹子最终找到我的时候说，“今天邪门了，大大的路标我居然没看到，就这么转呀转了一个小时”。我脱口而出，“因为你来找的是我，所以会这样”。然后我们去五一路吃饭，在咖啡厅里看长沙街上的繁华似锦、似水流年。她送我回住地时，再次晕菜，赶时间的她又转了一会儿才到。她无奈地摇头，“这是我开车以来从来没有的事呢”。我笑着对她说抱歉，告诉了她我从广州出发时许下的愿。她也笑得明朗灿烂，不置可否。她或许以为我在说傻话。
每一件事都难以置信地不顺利。只至回到广州丢掉了相随多年的大大大大的钱包。对了，里面还有几张数码相机的卡，其中一张是在德国买的容量很大的卡，另有一张还没来得及将照片转存到电脑上。就这样丢失了一片岁月。
郁闷里的唯一亮光，是姨妈的病情在好转中稳定。姨妈是这个世间很难得的美好人物之一，因此有许多人为她担忧、痛苦、欢欣，包括我。曾经被医院下了病危通知的她，手术成功，正在康复中。虽然每一天都很艰难。在长沙时，我整夜整夜地陪伴她，留意她每一点细微的需要；在无可忍受的术后痛楚里，我絮叨许多琐事，包括外婆的那些好友婆婆们，都在为她祈福，还有外婆听闻她脱离危险后的舒展笑容。我的一个在长沙工作的厚道师兄也去看望姨妈，闲聊时我告诉他，“姨妈于我，相当于半个妈妈，半个姐姐。”这也回答了旁人的某类疑问，即姨妈治病已花费了十几万元，为何不请个钟点工或护工来陪护呢？人在脆弱艰难时，都需要有亲人在侧，如此而已。我们自己，如果恰好有时间，便可以伸出一双温馨熟悉的手，连带挥发一点亲人间的熟悉味道。
在一个深夜，痛得无法说话的姨妈要喝水，我喂她时她无力地靠在我的肩上。我轻柔地按摩她的脊梁，她微微的叹息声如此清晰。窗外的月光似有暖意，照映我们。这个场景多么熟悉，记得我和表姐、弟弟童年时，姨妈也还是个不懂事的美丽少女，在冬天的清晨总会不厌其烦地帮我们穿上笨重的棉衣，我们吵闹，她微笑。
刚刚给姨妈打电话，她说有人扶着，已经可以下床了。声音清脆。
如此，我不再在乎是否真的有魔咒，不再在乎诸多不顺将在何时解除。人生是一种平衡，当我失时，必有人得。何况那个人是姨妈。尽管这可能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期许，也是安慰。
明天，我将先去补办最要紧的证件。心气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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