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中央汇金公司(以下称汇金)计划向中国农业银行注资400亿美元，以此来启动农行的股改。业内人士认为，在农行财务重组中，汇金将负责补充资本金，不良资产损失可能会由央行和财政部承担。从这样计划来看，农行改革基本上还是采取了中行、建行、工行改革之模式，即注资、股改、商业化、上市。但是，此消息出来后，汇金向农行注资400亿美元一事，亦无监管部门确认。也就是说，农行注资改革的启动还在酝酿之中。

但是，就目前中国金融市场的格局来看，尽管最近股市发展如日中天，但是以银行业为主导的融资体系并不会有多大的改变，基至可以说，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这样的融资格局也不会有多大的改变。因此，就目前中国的金融改革来说，银行业的改革仍然是重中之重。在三大国有银行改革上市、宁波与南京商行改革上市之后，农行改革的启动及国内其他城市商业银行的上市，可能会成功未来国内银行业改革的重点。而农行改革的启动，它是攻克国有银行改革的最后一个堡垒。它的改革能否成功，不仅有利于奠定整个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基础，也是国内金融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因此，农行改革的启动还在酝酿之中，但在中国金融各业快速发展与繁荣的大好形势下，农行改革的启动势在必行。

那么农行改革为什么迟迟无法启动？农行改革的难点与重点在哪里？三大国有银行改革的经验哪些可用？哪些不可用？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事情。正如我多次指出的那样，深化国有银行改革关键不仅就在于其运作机制的转变、在于国有银行重新功能定位，在于建立起新的企业文化和价值标准，更重要的在于用什么样的方式清楚界定国有银行的产权、通过什么方式让界定了产权真正有效运作。

以此来衡量三大国有银行的改革，我们可以看到，几年来三大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已经取得明显成效。如初步建立了相对规范的公司治理架构，内部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不断增强，财务状况明显好转，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等指标显著改进。但是这些成绩的取得更多注重的规模及数量上扩张，强调的是财务报表上的改善，而不是从根本上来改革传统的国有银行运作制度。

也就是说，三大国有银行改革所取得的成就注重是组织机构重组、制度规则的引进，而没有让国有商业银行转轨为真正的现代商业银行，从而使得国有商业银行体系沉重的历史包袱仍然需要在改革中化解，同时又得面对新涌现出的问题需要在改革中调整。比如，国有银行改革在强调市场效率的同时，金融资源在产业和区域间的配置呈现持续集中趋势；国有银行原有大银行的垄断格局进一步强化；资本金的大规模筹集将造成新一轮信贷扩张；国有银行的业绩更多强调政策性资源的注入并非是国有银行商业化努力等等。

而且，三大国有银行改革是以一个庞大的金融既得利益集团来推动、主导及制度设计的改革，因此为了维护这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之利益，他们会进一步来强化以政府为主导国有银行体系来聚集社会金融资源的功能，并以银行信贷配给的方式把金融资源分配到政府所希望进入行业或产业，而这种以国家信用担保的国有银行体系能够让国有银行运作的收益市场化或个人化而让国有银行运作成本的社会化。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后的国有银行要想建立起一个真正的现代商业银行体系是十分困难的，反之，它们可能成为政府对金融资源主导与聚集的新的方式。

因此，农行改革如何在三大国有银行改革已取一定成绩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应该是这次农行改革的重点。也就是说，从三大国有银行改革模式来看，如果农行获得注资，意味着中国最后一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将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

但是，从农行实际情况来看，其面临的问题很多，一是目前农行的沉重抱负如何来化解。这其中包括巨额的不贷款与冗员如何来处理。对于前者，就是400亿美元是否能够填补农行不良贷款的损失。农行公布的2006年年报显示，农行资本金为840亿元，不良贷款比率为23.43%，根据农行2006年末的贷款余额31394亿元计算，不良贷款余额为7356亿元。贷款损失准备371亿元，拨备覆盖率为5.05%。农行在年报中产并没有披露不良贷款的构成情况，因此不良贷款的具体损失情况并不清楚。农行2006年年报还表明，2006年末，农行非信贷不良资产余额比年初减少254.8亿元，不良率比年初下降2.05个百分点。根据这些信息，有专家推算农行的不良贷款损失在一万亿左右。400亿美元注资与此有一定的差距。因此，有人认为农行的不良资产处置原则会采取工行模式。即注资仅是补充资本金，不良贷款的损失则由央行与财政部来分担。

关于农行冗员安排，应该是农行改革的一个难点。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农行的员工有45万多人，从而使得农行人均管理资产规模不足其他三大国有银行的一半，大大增加农行运作成本。因此，分流冗员是农行改革的大问题。而且由于农行成长的特殊背景，农行不仅冗员量大，而且其职工的人力资源也会有质素有很大的差别。这些问题处理得好，当然可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如果处理不当它就可以成为农行改革的负资产。

二是，根据年初金融工作会议上农行改革方针是“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如果按照这个方针，中国农业银行未来职能的定位是如何为县级经济服务，如何为农业服务，即如何把政策性业务与商业化的业务结合。在这里有几个问题，一就是农行改革如何定位；二就是农行改革的组织模式是什么；三是农行改革后的赢利模式在哪里。

对于农行改革的如何定位，如果把“面向三农”作为农行的定位，把农行改革的基本职能定义为县级经济，在这里就一个问题。这种定位是政策性东西还是商业化的东西，它的内在逻辑在哪里？如果是政策性的东西，或通过政策安排让农行服务于某类对象，那么农行赢利时，这种政策性规定对农行不会有多少影响，甚至于农行还有可以借助于这种政策性大量地对业务规模扩张。但是，如果农行这些政策性业务亏损时，那么这种亏损由谁来承担就是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农行肯定会把其亏损归结为政策性业务上去，把其盈利归结于其商业性上。因此，对于农行改革的定位，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或是用组织的方式来界定，或是用制度方式来界定。否则农行业务的政策性与商业性是不可能让农行走出改革的困境的。

还有，农行业务定位的政策性与商业性也市场的内在逻辑相悖的。根据金融业的基本特点，对农村金融问题，并不是如以往那样提供如何来为农业服务的观念，而应该重新来设计一种适应新的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体系或模式及要改变农村的金融生态。这是农村金融改革与农行重组改革的重点所在。也就是说，中国农业银行的改革重组，并不是在于如何来落实一个“农”字上，而是根据金融业的特性来设计有利于已经改变了农村经济。比如说，重组上市后的中国农业银行重点应该是对利用它的网点优势把其业务放在已经改变的了农村经济上。

我们可以看到，经过近30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农村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村地区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分化。如发达地区农村的城市化；发达和中部地区的农业产业化；大量中西部地区有竞争力的劳动力输出而保留少量必要劳动力在本乡本土从事农业；贫困地区的传统农业维持简单再生产。面对这样一个完全分化了的不同农村经济发展模式下，农行改革的定位并非仅是一个“农”了得，而且是要建立起基本适应这种改变了的经济格局的农村金融体制。因此，农行改革及职能定位就得根据这种发展了的农村经济现状采取不同的农村金融发展模式。这是目前国内农行改革的基点。

在这样的基点上，目前有人认为，比向农行注资和进行不良资产剥离更为重要的工作是“设计一套既要满足支农需要，又要进行商业化运作的方案”。比如说，农行曾经设想过4种运作方案：一是由农行省级分行或二级分行开始往下彻底分开，由此形成城市业务和涉农业务组织二元化；二是形成上下贯通、自成体系的条线式模式和挂靠在各层级行的准事业部模式；三是各级分支行新设立涉农业务部的职能部门，由这个部门承担涉农业务的协调、统计和政策制订等职能；四是不改变目前的机构设定，只是根据一定的标准，把所有涉农业务和其他业务分开，按现有经营管理职能分工的方式，分别挂靠在相应部门。

对于上述方案的设计，其实有几大问题。一是只站在政策性业务与商业化业务二元化的角度来对这些业务分离的基础上建设组织结构；二是没有考虑到已经变化了农村经济格局的变化寻求适应这种格局的金融组织形式；三是没有认真地反思以往国有银行陷入困境的原因所在和三大国有银行改革有所进步的关键，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事实上，由于农行自身一些问题，由于农行所处在的市场环境，加上政府农行改革方针的模糊性与矛盾，这就使得农行的改革没有现成的模式可模仿，只能走出自身一条独特的路。就得以大智慧与大思路来思考农行的改革问题，并从中走出一条适应农行发展之路。

三是农行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如何来确立。从中国近几年的情况来看，银行改革的改革与否，既与银行管理层人士安排有关，也很大程度与银行所处的环境有关。因此，农行的改制仅仅是为农行提供一个条件。也就是说，给农行注资只是让农行放下包袱，轻装上阵，但是其运作机制的转变仍然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比方说，农行的注资、改制、引进战略投资者、上市，最为重要的是打破了国有独资的局面，但是银行组织内部有效的治理机构确立仍然是不确定的。特别是在对银行高层的管理人由政府完全提名、考核和任免的情况下，这些管理层是否对银行组织完全负责仍然是不确定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银行改革后再次发生重大损失，需要政府再出手来挽救时，其责任谁来负也就不确定了。如果农行的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它的市场化运作机制要建立起来是不可能的。

还有，农行改革的成功，还在于如何来改变农村的金融生态。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改善现有的不合理的金融制度之外，还得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要创造条件让大量的农民进入城市，大量地减少农村人口占整个人口的比重；二是用法律的方式来界定农民土地使用权及土地上的收益权，这样无论是农民进入城市还是进行银行信贷就有了最基本财富起点，有了可抵押的有价值的物品；三是要确立农民公民权利，使得他们在自由迁移过程中不受到歧视，特别是他们的子女在不同的地方受教育时不受到歧视；四是在上述基础上创造农民大量涌入城市制度环境与条件。

2006年全国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为22.5万亿元，其中农业贷款1.32万亿元，仅占全部贷款总额的5.68%，而且这一比率多年没有改变。而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11.8%。如果农村的基础性制度环境不改变，农行定位又仅限制在“农”，那么农行要寻找其有利发展的赢利模式是不容易的。

总之，农行改革并非仅是如何注资、改制、商业化、上市的问题，最为重要的是如何从内到外重新建构农行得以发展的基础性制度，如何改变目前中国农民现状，如何建立起农行得以生存的新金融生态，这样才能为农行的发展提供相应的条件，为农行的发展创造一种新的赢利模式而促使其机制的改变。这些都是受农行改革的重点与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