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北京，远没有现在如此这般繁华与喧闹。天空中时刻弥漫着黄沙与柳絮，二环路以内平房随处可见，住在那里的人们终日盼望着通过“危房改造”来改变他们的生活。大街上跑的汽车，以“面包”，夏利，桑塔纳为主，每辆都像出土文物一样沾满灰尘与泥块，开车的人，基本都是在邓爷爷“改革开放”一声令下先富起来的一小撮个体户，也只有他们，才最经常接触刚刚流通的百元人民币。而其他大多数老百姓，上下班多还是以歪把子自行车代步。那时的大学生被人们称为“天之骄子”，一般人一辈子只会在一个单位工作。“耍流氓”还不像现在只是一种群众喜闻乐见的生活娱乐方式，而是和“投机倒把”并列为不可饶恕的重罪。基层权利最大的执法机构，不是警察，而是臂缠红箍，被称为“小脚侦缉队”的离退休老头老太太们。一旦淘气惹事，她们会义愤填膺的在饭点儿去你家拜访，在父母面前把你的罪行添油加醋的大肆宣扬一番，然后号召街坊四邻一起兴致勃勃的观看你被当众脱裤子打屁股。与之相比，警察只是平时凶巴巴，却在你上厕所时冷不丁打你屁股的隔壁大爷。

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清一色说着一口地道的京片子。每天早晨，天空中不知名的方向总是会不时响起阵阵鸽哨，小院中央，总有个把留着寸头的大龄待业男青年，穿着白色跨栏背心与大裤衩，肩膀上搭条毛巾，白沫横飞的蹲在水池子边刷牙。大人们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叼根烟，端着尿盆悠然自得的去公共厕所集合。住在胡同没有秘密，其中大部分信息都是清晨在厕所交流获得的：谁家的小三儿昨晚上聚众赌博被警察带走了，谁家的闺女考上大学光耀门楣了——这之后，相应的也会有某个倒霉孩子因为考试不及格挨了爹妈一顿胖揍——大人们总喜欢把各家的孩子来回对比。又或者是原先这片儿某个人嫌狗不待见的盲流，一夜之间机缘巧合就成了万元户——在绘声绘色讲故事的人周围，那些光着屁股叼着烟的人们总会习惯性的挖出那个人小时候的种种不堪，以此来衬托其今天成就的偶然和自己的时运不济，从而对未来的生活更加充满期待，之后继续心安理得的碌碌无为。

顺便说一句，当时有一种公共卫生设施，叫做“澡堂子”。虽然在营业执照上登记的服务内容与今天的洗浴中心别无他样，但在外表与内部装潢上却有天壤之别，并且洗澡前后都是男女分开的。

在对待子女的教育问题上，当时的家长并不像现在这样狂热的崇拜名校。他们考虑更多的是哪个学校离父母单位更近一些，以便中午可以在单位食堂解决孩子的温饱问题。而我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就读于我妈单位旁边的“看家狗”小学（甘家口小学）。为此，我妈还特地找派出所的叔叔给我做了个假户口。——当时的“小饭桌”给人感觉多少有些悲凉，更像是午间无家可归孩子们的收容所，除非万不得已，家长很少会把孩子送到那里去。

我妈当时在甘家口地区最大的餐饮机构——森隆饭庄（西号），上下两层，设有粤菜，西式快餐，中式正餐厅共五个厅。每天中午吃完饭，精力旺盛的我便四处转悠，仗着清纯可爱的外表和一张甜嘴，到处和各厅的“当家花旦”搭讪——当时的我在各式南北大菜的滋养下，心底里已然萌生出了对异性的好感。

但凡女性汇聚的场所，总会有一些义结金兰或者以姐妹相称的小团体，我妈单位也是如此。从我一出生，就已经有一位干妈在那等着我了。她留着一头短发，大眼睛，说话字正腔圆，与当时红遍大江南北的毛阿敏颇有几分神似。她与我妈曾经是同事，不过早在我进驻森隆饭庄之前，她就已经不在那了。在九十年代初的北京，敢于辞职和离婚的女性，在我记忆里她是第一个。我与干妈见面极少，但感觉很亲，每次见面，我心里似乎有千言万语，却总也说不出口。而干妈的大眼睛似乎能洞察一切，她说话十分简练，却句句都能说到人心坎里，想必是久在饭点，练就的一手察言观色的好本领。

我还有一位“小姨”，姓沈，人称“小沈”。圆脸，大眼睛，走路总是一步三跳，蓬松的“马尾”在脑后随意摇摆。小姨为人极为活泼，很爱吃零食，午休时我总能见到她怀抱各种五颜六色的奇异水果外出归来，硬塞给我品尝——可惜那时的我对可乐与鱼香肉丝的热情远远大过于此。

二楼雅座的小曲阿姨有一头“大波浪”，小眼睛，红嘴唇，说起话来总像是在笑。每次我去找她，她总是耐心的陪我聊天，从不嫌烦，言语之间让我感到很温暖。不像小“靴”阿姨（那时的我脑海中还没有“薛”这个字），对我总是爱搭不理。

“靴”阿姨的头发总是一丝不苟的梳在脑后，露出她光亮的大脑门，更显出她嘴唇的鲜艳。找她聊天，如果遇上她心情不好，两句话就能把我噎得没词。不过我俩保守着共同的小秘密——人少的时候，我们经常躲在酒柜的后面“分享”饮料与零食，那时她的心情会好很多。

也许是吃了太多鱼香肉丝和北京烤鸭的缘故，从小我就显现出了营养不均衡的征兆。嘴唇经常脱皮，注意力比常人更难集中，尤其在上午第四节课的时候，午休的诱惑和困意纷至沓来，让我经常走神。我时常望着课间遗留在黑板上的水渍，想象着逐渐变小，干涸的印记是云彩，篱笆和骏马。突然有一天，估计是教数学的老师给了我灵感，一个念头在我幼小的脑海中萌生——我要把我妈单位对我好的阿姨整编，统一名称，方便管理。我亲妈和干妈是历史遗留问题，不容更改。“小姨”这个称呼不伦不类，改称“三妈”，曲阿姨和“靴”阿姨按照我们认识的先后顺序编为“四妈”和“五妈”。之所以这么编排，一是透露出我们关系的非比寻常，二来以后逢年过节也多了进项。

我至今仍然记得那个时刻，我吃过午饭，冒着忐忑的心情走上二楼，曲阿姨迎面走来，当时我的心跳少说也得有一百二，满脸火辣辣的。我低着头，用眼睛向上瞟着她，假装没心没肺的咧嘴一笑：“阿姨，您愿意当我四妈么？”曲阿姨先是一愣，之后含笑应允……

那天之后，我的事迹在森隆饭庄传为一段美谈。无论是服务员、厨师、刷碗、烧锅炉的，以至于看库房的人都知道，“大汤”的儿子有四个干妈。每天中午放学，我去找我妈拿饭盆吃饭，之后去找三妈，她会给我很多零食，不过我大都拒绝。多半的时间，我都在楼上和四妈聊天，或者在酒柜后面和五妈分享我俩的小秘密。虽然五妈对我还是不冷不热，但我还是喜欢像苍蝇一样缠着她。——男人犯贱的本性在我的年幼时期就已经萌生了。

当然，那些平时对我不错的阿姨心中难免有怨言。但我的评选标准异常严格，一定要相貌出众，并且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对我好的女性才能入选！一楼收银的阿姨长得不错，为此我还亲自去女更衣室验证过，我俩也很聊得来，不过她说话的声音就像常年练习游泳的运动员，鼻音很重，而且双手骨瘦如柴，所以我没有选她。田雪姐的妈妈和我妈非常要好，她对我也很好，不过她的相貌不符合我的标准，且同类型的我已经有了三妈和四妈，最后实在禁不住她的软磨硬泡，迫于我妈的“情面”，认她做了“大姑妈”。

没过多久，我的“选秀”活动震动了饭庄高层。领导和我妈分别找我训话。我爸甚至都不好意思来我妈单位接我了。最终在多方压力之下，我屈服了……

多年之后我无数次的想起当初的美好时光，心中总是不断的问自己：“我当初那臭不要脸的流氓劲哪去了？”

在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森隆饭庄连同周边的一系列建筑拆迁改造，变成了如今的甘家口大厦。那些曾经在森隆饭庄工作的人们，纷纷各奔东西，自谋生路。自那之后，我便很少再见到我的几位妈妈们了，她们的消息，我只能从我妈与她们煲的电话粥中隐约听到一点。而我也被迫加入了学校的“小饭桌”，每天排队打饭，坐在阴冷的教室里，吃着用面粉做的丸子和从不削皮的土豆。

干妈从森隆饭庄辞职后，我妈曾带我去前门的“人人大酒楼”找过她，我还蹭了她一块蛋糕。再后来，听说她自己开个一家餐馆，没过多久她又打电话给我妈说饭馆倒闭了，需要个人帮忙拉东西，于是我妈把她一个开出租姓刘的叔叔介绍给了他。谁知道俩人一来二去发展到最后竟在一起同居了，为此刘叔叔不惜妻离子散。小学毕业时我考砸了，我妈曾带我和干妈、四妈一起去北戴河度假。我与几位妈妈曾有过短暂的相聚。在那里，我听到了许多成熟女人对婚姻和爱情的理解。

三妈当了许多年的大姑娘，最后经人介绍嫁给青年宫的一位工程师。不过据说那哥们儿是个不通情理的书呆子，让我三妈打了两次胎，此后她身体便一直不好。

在森隆饭庄拆迁后，四妈篡改年龄，混进了长安俱乐部。她的婚姻也不甚幸福，丈夫十分爱计较，且对自己的老娘言听计从。这让四妈很难过，家里经常吵架，据说两居室的房子乱的已经无处下脚了。我妈调解了无数次也不见起效，后来就没了消息。

五妈后来嫁给了“秀水”第一批练摊儿的一个倒爷家庭，据说生活很幸福……

多年之后，当我再见到三妈，她已经是一个体态臃肿，头发稀疏，穿着通体深色服装的中年家庭妇女了，眼神中全然没有了当年的灵动与光泽。而我妈在前不久为我大摆“鸿门宴”，要求提高待遇，增加每月零用，并向我抱怨单位人事关系复杂。那一刻，我的心里感到十分悲凉，我从没想过曾经八面威风，举重若轻的老妈如今也有“服软”的时候……她们真的老了。

去年除夕晚上，家里突然接到一长串号码的来电，电话那头的声音十分沙哑，指名要找我妈。通过偷听她们的谈话，我得知干妈如今人在美国，真难想象一个女人到了这般年纪还要去国外打拼。

不管怎样，希望她们身体健康，生活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