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的如烟往事(6)
成立情报局,是支持还是反对?
人们普遍地认为哥穆尔卡反对成立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这种看法不错,因为确有其事。但人们会问,哥穆尔卡曾是召开九党代表会议的倡议人,又是在会上提出成立情报局建议的报告人,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这不是支持而是反对吗?
究竟是支持还是反对,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
1946年3月,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之后,冷战之风骤然刮起,苏联感到需要组织力量进行对抗,随即开始谋划相应的对策。1946年5—6月间,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和保加利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先后访苏,斯大林利用时机同他们就成立各国共产党新的国际机构问题进行过最初的探讨。1947年上半年,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相继出笼,战后苏联外交战略的目标和利益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和威胁。为了抗衡西方,苏联感到,必须加强自身的力量,必须在东欧制止离心倾向的发生,在西欧控制法共和意共的独立行动,因之,成立新的共产党国际中心这件事已经是迫在眉睫,势在必行了。
1947年春,哥穆尔卡秘密访苏,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同他会见。斯大林知道哥穆尔卡对共产国际解散波兰共产党的意见,就有意隐瞒了联共(布)领导内部酝酿已久的成立情报局的真实想法,只同哥穆尔卡商讨了关于由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共同出版一份刊物问题。斯大林认为这样的刊物有利于各党之间交流经验,探讨问题和通报情况,并建议由波兰工人党出面倡议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哥穆尔卡同意并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两个人初步商定了参加者名单。哥穆尔卡曾对意共和法共是否会接受邀请表示疑虑,斯大林的回答很简单:我们也争取同他们谈一谈。哥穆尔卡晚年曾同他的朋友普塔辛斯基回忆起同斯大林谈话的情景,说“他只提出一点意见,斯大林完全同意了他的意见,就是说,这个刊物不必设一个负责的总编辑,在刊物上发表的所有材料事先必须经过自己党的领导的同意。斯大林建议由波兰工人党出面,倡议召开这样的会议,同有关各党进行商谈,并向他们发出邀请。” 斯大林还要求“此事要秘密进行”。为什么斯大林如此要求保密,哥穆尔卡“苦思而不解。”哥穆尔卡做梦也没想到,斯大林是在玩弄手段,借口创办刊物,以达到召开会议成立情报局的目的;他推出波兰出面做倡议人,自己却躲在幕后操纵一切。
波兰工人党按照斯大林的要求,沿着共同创办情况通报性刊物的思路,秘密而积极地为会议的召开做了筹备工作。1947年7月底,哥穆尔卡向欧洲的有关的兄弟党发出邀请。邀请信说明了“讨论欧洲兄弟党面临问题”的必要性,为此将召集一次由有关党参加的“局部性的情报会议”,“目的是通报情况和交换意见。除了刊物将要对各国工人运动的问题给予阐明之外,我们不追求建立国际工人运动任何机构的目标。”从邀请信的内容可以看出,这时的哥穆尔卡完全被蒙在鼓里,所以才说出“不追求建立国际工人运动任何机构的目标”这样自欺欺人的话。8月初,波兰工人党遵守诺言,专门派人前往捷、罗、保、意、法等国同有关兄弟党的领导人进行协商。
哥穆尔卡积极推动这次会议,但他不过是一位挂名的倡议人,他并不清楚会议的议程和程序。其他党虽然接受了邀请,也对会议将如何进行一无所知。南共领导人铁托曾密电询问联共(布),请告知“会议日程的基本点”,得到的回答是:“什么样的问题,在各党代表情况报告之后将会在会议日程中被提了出来,根据我们的意见,这应由会议本身来决定。” 如何安排将会讨论的问题,“如我们所提议,每个代表团将显示出自己的主动精神。” 这种答复听起来很民主,好像是尊重所有与会者的意见,实际上却似是而非,使人陷入五里雾中。
会议的实质性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在莫斯科准备就绪。日丹诺夫在上呈给斯大林的报告中拟定,联共(布)将向会议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关于国际形势问题,二是关于协调各国共产党活动问题。有关国际形势的评析,由联共(布)的代表作报告人,日丹诺夫详细地列出了报告的各项基本论点。有关协调各党活动问题,将委托“波兰人”作报告人。斯大林批准了日丹诺夫的报告。会议的实际进程就是按照日丹诺夫的思路进行的,但要波兰人做报告人这件事,却事先不让波兰人知道,保密到最后一刻。
1947年9月22日,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在波兰南部山区什克拉尔斯卡.波伦巴小镇开始举行会议。波兰工人党代表团由哥穆尔卡和希.明兹组成,此外波兰工人党还有三位政治局委员以客人的身分出席会议,他们是贝尔曼,萨瓦茨基,拉德凯维奇。哥穆尔卡作为东道主主持会议,致开幕词。然后由各党代表就各自国家形势作情况报告。此时的哥穆尔卡,一点儿也不知道联共(布)代表的葫芦中究竞卖的是什么药。直到24日晚,图穷匕首现。在与会各党的情况报告全部结束之后,马林科夫即按事先计划就会议下一阶段如何进行提出两点建议:(一)关于国际形势问题,由日丹诺夫作报告,(二)关于协调与会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活动问题,由波兰工人党作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听到了这样的建议,哥穆尔卡感到茫然,问题己经远远超出了他同斯大林商定的范围,他作为会议的倡议人事先并不知道。他开始意识到会议的风向己经发生变化,他作为主持人的任务已经完结。哥穆尔卡表示,波兰工人党中央邀请信中提出的任务己经履行,他不再担任下一阶段会议的主持人。经大家同意,会议改由马林科夫主持。
9月25日,联共(布)代表日丹诺夫作了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日丹诺夫断定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原有的反希特勒同盟业已分裂,形成了两个阵营的对立,一个是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一个是反帝国主义民主阵营。日丹诺夫的结论是: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全部政策,都要服从于因这一对立而产生的需要,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彼此之间必须就其活动进行磋商和协调。听了日丹诺夫的报告后,与会各党领导人如梦方醒,终于明白了斯大林的真实意图。也只是到了这时候,哥穆尔卡恍然大悟,“这次会议与其说是为了创办刊物,不如说是为了成立一个共运协调局”。他认为斯大林蒙蔽了他。他感到惊讶,受辱和恼怒。 “觉得自己好像当头挨了一棒,十分失望,因为他被斯大林捉弄了”。 鉴于过去共产国际一再干涉波兰党的内部事务的沉痛教训,特别是1938年共产国际解散波兰共产党的悲剧,哥穆尔卡担心情报局会成为改头换面的共产国际,旧戏重演,限制各党的独立自主,干涉各党的内部事务,特别是二战后在各党已成为执政党的情况下,这类国际中心的危害性将会更加严重,所以他坚决反对成立情报局。
哥穆尔卡利用休会间隙,召开了波兰工人党政治局会议,向政治局委员们再次介绍了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同他商谈的内容,只是共同出版刊物,根本未提过成立情报局。哥穆尔卡认为,他目前的处境尴尬,己陷入进退维谷的地步, “唯一可行的就是辞去波兰工人党中央书记的职务”,别无其他选择。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们,既赞成和拥护成立情报局,又拒绝哥穆尔卡的辞职。贝尔曼在谈到当时的情况时说,“哥穆尔卡生气了,行动像一个小孩子,不知道生活在什么世界上。……我们制止了他,通过决议,责成他老老实实投票赞成建立情报局和苏联所建议内容的提案。” 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们劝说哥穆尔卡,如果“在既成事实面前辞职,会被人们看成是对联共(布)和斯大林的示威,会给国家利益造成不良的后果。”“ 哥穆尔卡被说服了,但他声明,他的辞职问题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只是暂时搁在一边罢了。” 哥穆尔卡勉强地接受了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不再坚持自己反对成立情报局的主张。
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矛盾的,感情上不愿意,但理智上不这样不行。毕竟是小胳膊拧不过大腿。不管哥穆尔卡如何疑虑和不满,在内外的压力下,他不得不强作欢颜,违心地接受了马林科夫的建议。在27日的会议上,哥穆尔卡就各党协调活动问题作了报告,并向会议建议成立情报局。情报局的任务,除了具有交流经验的职能外,还应具有“在必要情况下,根据自愿原则” 协调各国共产党活动的职能,并创办机关刊物。可以说,哥穆尔卡的报告实际上是奉命宣读了十来分钟的发言,重复了日丹诺夫定下的调子,不情愿地扮演了一个令人十分难堪的角色。
哥穆尔卡在报告中为情报局的协调职能加上了“在必要情况下,根据自愿原则”这二个限制词,本有维护各党独立、自主之意,这是不言而喻的。情报局成立后不久,1947年10月10日,哥穆尔卡向波兰工人党中央全会通报情报局会议情况,作了题为《为和平与民族主权而奋斗》的报告,就证实了他坚持各党独立自主的看法和想法。哥穆尔卡强调情报局与共产国际不同,不可把情报局和共产国际两者同等看待。他说,“今天是另一历史阶段,不需要共产国际”,情报局“不是共产国际的复活”。他说,情报局只是一个协调机构,而不应成为权威中心。在共产国际中,各党必须遵行共产国际的纲领及其指令,在情报局中,各党可以根据自愿原则讨论问题和协调行动。每一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历史,自己的传统,甚至在每一个人民民主国家,都有不同的条件规范其经济和政治的发展, “在这里不能采用千篇一律的公式,不能贯彻一个什么集中的政治指示,因为这只会妨碍这种发展。”“ 今天的波兰工人党也不是过去的波兰共产党的延伸,参加情报局后将仍然保持自己的一贯的特色”。情报局的任务是在各有关党取得共识之后“交流经验和协调行动”。共同刊物上的有关各党自己的文章,经本党中央赞同后将不加修改地予以刊载。 但哥穆尔卡的这些话,只不过是他自己的一厢情愿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已。实际上,他在报告中为情报局所提出的两个限制词,在决议最后文本定稿时已被联共(布)代表删改得无影无踪了。
关于情报局驻地问题,联共(布)曾内定为华沙。哥穆尔卡对此表示异议。哥穆尔卡向日丹诺夫解释说,华沙毁于战火,住宅状况是灾难性的,无法为情报局机构和职工提供办公场所和住宅。日丹诺夫强调,把情报局驻地设在华沙,这已经是同斯大林事先商妥的方案。哥穆尔卡立即回敬了一句,这样的事情本应事先同他商量。哥穆尔卡说的话,虽然是针对情报局驻地这一具体问题的回应,但又何尝不可以理解为是他对整个会议进程的意见呢!27日,当哥穆尔卡不得不屈服于内外压力,扮演起建议成立情报局的报告人角色时,波党代表团撤回了有关驻地设在华沙的异议,但联共(布)领导已改变主意,决定把情报局驻地设在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
就这样,在成立情报局问题上,哥穆尔卡违心地扮演了一个费力不讨好的角色。(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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