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观点选录（35）

      [印度]看管部队的参谋长考尔的办公处就设在板门店会场区的帐蓬里。作为我方的联络员，笔者多次前往考尔处。这位准将是克什米尔人，肤色较白，个子不高，但思维敏捷，谈笑风生，没有架子。应该说，当时他同我方在工作上很是配合。但世事难料，1962年的中印边境冲突中，他出任印军司令，在战斗中一败涂地，如果不是直升飞机跑的快就当了我军俘虏，从此在印度军界中一蹶不振。
      应当说，在朝鲜战争中，印度的表现总的来说是不错的，对中国比较友好。对联合国诬蔑中国为侵略者，印度也持反对态度。尼赫鲁曾说，给中国加上这个罪名会“关闭远东问题和平解决的大门”。1954年，中印总理还实现了互访。那时“印中是兄弟”的口号响彻云霄。年龄稍长的人当还见证过诸多这样的情景。但是，为什么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两国关系就突变？许多人感到无法理解。
      对印度在朝鲜战争中的角色以及它后来在中印冲突中的表现，1963年4月，周恩来同阿联（埃及）部长会议执行主席萨布里谈话时曾阐述道：
      “当时，我们发表政府声明，警告美国不要越过三八线，进逼鸭绿江，否则，中国决不能置之不理。美国不听。这时，我再次警告。除两次公开警告，我们还正式通过印度向美国提出过。当时，印度相信我们的警告，劝美国要谨慎，美国不听，一直进逼鸭绿江，逼我们到墙角，我们才抗美援朝。去年轮到印度身上，它却忘记了这个经验，竟也以为我们的忍让是软弱可欺。我可以告诉阁下，只要印度不挑衅，我们决不主动出击”。
      这就是中国外交政策所依据的哲学思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对于像印度这样一度关系甚好[但是健忘]的国家也不例外。当然，令人十分遣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