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age language="java" errorPage="" pageEncoding="UTF-8"%>
| |
魏晋之间的血色黎明 |
| |
五岳散人 2009-09-07 14:51:51 2009-09-07 14:53:22 |
| |
|
|
|
|
|
|
|
从某种意义上说，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是事实，但具体到一个浓缩的时代当中，其变化就不是巨大视野所能认清的了。盖因过于宏大的视野，并不能观察到微观时代的变迁，以至于可能会忽视掉在某个短短的时代当中，影响后世的某些因素。
无可否认的是，魏晋之间的历史让人有一种异样的感觉。短短数十年的间，这个时代被赋予了在其他朝代所没有的符号意义，后世把春秋时代的百家争鸣与魏晋风骨是相提并论的。为什么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可以产生一个时代的标杆？而这个标杆为什么又在历史上戛然而止、从此只能让人进行凭吊？
在中国的历史上，皇权所受到思想、文化的约束是一日少似一日的。这种约束有几个大的滑坡期。第一个滑坡期在秦始皇以法家立国、焚书坑儒。在此之前，皇权或者说王权虽然对于思想者即用且恨，但始终没有足够的勇气与合法性完全凌驾于其上。除了当时诸侯纷争的历史背景之外，王权的理论架构并不完备也是重要的原因。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时，是第一次使用国家权力强行凌驾于传统文化的合法性之上，强力的国家机构力量凸显。
第二个滑坡期在汉代。汉代独尊儒术的政治思想架构固然削弱了其他学术方面的反抗可能，但由于汉初的黄老之术流行，以及汉代所尊的儒术并非是正统儒术，而是杂糅了许多其他学派特点、具有一定宗教思想的东西，虽然表面上取得了官方的地位，实际上并未对其他学说造成过度威胁。但儒家学说中对于君权的隐形支持，已经得以成为某种国家的意识形态。
然后我们就可以说到魏晋之时。从后来者的角度看，魏晋的时候是一种极度的辉煌，“魏晋文章建安骨”，始终被视为一种个性解放的标杆。但这个标杆在表面上风光无限，实际上是从文化角度对抗王权的最后一曲挽歌。在秦之后的大一统思维里，虽然只是历经短命的“秦”与长命的“汉”两朝，但整个文化氛围已经发生了质的转变，大一统的思维成为了所有政治的底色，而文化思想方面的大一统也已经开始。
在这个背景下，魏晋的士人进行了一次历史上最后一次成规模的反攻，以文化上的不合作与特立独行，来反抗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以“重玄”思想加上刚刚传入的佛教文化为新的思想资源，结合特有的表达形式，对于权力本身做出了不合作的姿态。
但这个反抗其实是不成功的。对于国家来说，如果大一统是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形式，任何反抗都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对于国家权力的挑战。专制之所以为专制，不完全在于它具有强制性，而是它作为一个威权体系不能被挑战。所以，魏晋之间的士人在华丽的反抗之时，乱纷纷没有一个好的下场。
这段历史大致可以作如是观的。最后一次文化性的抗争，背景在第三次、也是国家最终形成大一统思维的统一战争之下进行，走过了这个时代之后才发现，即使魏晋之间有着最多的关于政治的阴谋，其精神依然还是传统中“士”的精髓所在。在此之后，一道幕布拉开，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
我的一位朋友新写了一本书，说的就是在这个时代发生的故事，文化与权术交织当中，或许我们可以读出一些曾经有过的长啸与低语。
|
|
|
|
|
|
|
|
|
|
|
|
|
0,0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