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4月4日上午九点，当地时间凌晨五点，我们终于抵达俄罗斯圣彼得堡，入住与胜利广场仅百米之遥的Park Inn酒店，行装一卸，现在酒店大堂上网。这里禀性特异，房间内被屏蔽掉了所有的网络信号；酒店从每天上午九点起才开始提供24小时的上网卡，否则就只能每小时付9美元（酒店只接受信用卡或卢布支付），领取六十分钟内即将过期的上网密码。而在付账之后，若要上网，别无他法，唯有带电脑到“唯一特许网络服务供应地”酒店大堂一条路可走。

不知不觉，已在境外三日。前天在阿拉木图，传递活动顺利异常，而时间却捉襟见肘；昨日则矫枉过正，伊斯坦布尔的传递也很成功，但由于交通堵塞等种种主客观原因，活动实际持续时间与预定相比缩短了一个多小时。而北京与伊斯坦布尔的时差是五个小时，彼地略显拖沓的起跑仪式开始前后，总社已然到了截稿关头。万幸，我其时已采访到了几名重要的土耳其火炬手，并率先将稿件传回。（就地静坐发稿时还偶然碰到了我社经济部记者汪旭，相见甚欢）

虽然如此，仍有惊险。我等四名记者前去第58棒奥运火炬手、土耳其著名球星哈坎苏克的预定传递路线等待，但他没有露面。于是大家离开，前往庆典举行地阿斯图尔克广场。我们到时尚早，广场上相对冷清。据当地使馆同志说，第80名（也是最后一名）土耳其火炬手估计是不会这么快跑到这里的。于是我们就到一个邻近的茶餐厅吃饭。结果菜刚刚上齐，就接到同行记者的紧急电话，说仪式已经结束，大家都已上车，你们几人在哪？速来速来！

于是我们连忙像当地庆典仪式一样仓促赶到。从那时到现在十几个小时，一切如梭。而至于下午如何才能上网传稿，现在仍毫无头绪。

虽然时间紧促，我们早已清楚：人间正道是沧桑。其实我一直想说的是：在得来不易的成功传递背后，在运行团队时刻感受的各种压力之间，对奥运火炬传递活动的政治化与过度商业化是同等可怖的魔鬼，奥运政治化挑逗着圣火商业化的底限，圣火商业化又敦促着奥运政治化的成熟。每一个真心向往和平友谊的人，每一个和圣火日夜相伴的人，都会理解这一点。而理解了这一点，就会理解此次“和谐之旅”的主题正是人类的当务之急，就会理解寻求和谐的过程正是最苦难，却也最宏丽、最伟大的征程。这个共同征程所需要的，绝不仅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气，而是在光明和进步旗帜下求同存异的努力。

正因为此，北京奥运境外火炬传递活动的意义是空前的。历史正在记录，也必将永远铭记这一点。而我作为这段历史无数参与者中少数能有幸参与其全程的记者，所感到的，绝不仅仅是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