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治国

父亲留下的破渔网，小心织补，再靠它过一冬。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稳固之后，皇帝的大臣和奴才们便认为：只有依附在君王与权力身旁才能活的更好。而皇帝们则认为：只要你有利于我活，我就让你活。只要你不利于我活，我就不让你活。于是，买卖双方就此达成了契约关系（不平等的），一个政权就这样被巩固下来，并代代延续。

一个勉强及格的统治者，他起码能做到一件事，那就是：让能活的人稍微多一点，不能活的人尽量少一点。至少能活的人要多于不能活的人。就这一角度来看，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们大多还能勉强及格。而在此基础上，国家也不会大乱，于是一个天下太平的年代仍然在延续。然而，和平只是掩盖问题的一种手段而已。

今天我们的民营企业的发展过程与中国历史倒有几分相似之处，我们的民营企业与一个封建王朝颇有类同，民营企业主接近于一个封建的帝王。民营企业的接班人选拔，则有些像封建王朝立储，也就是选拔太子。事实上，国人习惯把对国家的治理与对家庭的治理放在同一个层次上来进行讨论，“治大国如烹小鲜”就是这个看法的反映。研究中国古代王朝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对于一个帝国来说，权力能否顺利交接、储君能否胜任管理国家的重任，这关系到帝国生死；研究家族企业，我们同样会发现，家族权力与财富能否顺利传承、接班人是否称职，这关系到家族企业的兴衰。

时至今日，改革之初创业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年龄大都到了50~60岁上下。处在这样一个尴尬的年龄，他们无疑都在考虑退下来该让谁来接班的问题。于是我们看到在不少家族企业中出现了“子承父业”的现象，一大批具有血缘关系的第二代年轻企业经营管理者在其父辈的支持和扶持下，陆续走上前台。如著名乡镇企业家、万向集团董事长鲁冠球传位其子伟鼎；周海江接替其父周耀庭红豆集团总经理之职；方太集团“老茅”传“小茅”；格兰仕也是“老梁”传“小梁”。

老一代民营企业领导人或开创者退位会产生强烈地震。如何选择企业的继承人，是企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企业的股权100％地归属于一个家族的纯家族企业，最大问题就是血缘高于能力的人才选用标准。据研究，家族企业接班人存在三个变数：有没有子女？子女愿不愿从事父业的管理？子女有没有能力管理？这三个变数的组合会有多种结果，理想结果是很少的。选接班人很难，子女未必都适合搞企业，而子女间难免为争夺接班人的位子而互相倾轧，内讧及家庭政变是家族管理模式下经常发生的灾难，其间的恩恩怨怨、磕磕绊绊更是如一团乱麻难以解结。

在家族企业向下一代传递的过程中，有些默默地消失了，另一些则被转卖。

大家族往往子女众多。曾经有一家历史较长的家族公司共有350名持股人，他们都是亲属。第一代管理者既是所有者又是首席执行者，他们既拥有股权又领工资。到了第二代，譬如有兄弟姐妹5人。唯一的男性经营公司并握有20%的股权，姐妹4人各拥有20%的股权。她们的兄弟因为经营公司而领工资。而姐妹们因为不在公司而在家里，因此不拿工资。她们自然就想拿红利。家族企业并不喜欢分发红利，他们把所有赚得的钱都进行投资。因此在实践中，这些姐妹不能从股票里得到任何好处，这些股票对她们而言一无是处。而这名兄弟可能又没有足够的钱来收回她们的股权。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她们手上的股票是不流动的。如果姐妹4人不同意把公司卖给第三方，她们就拿不到钱。

在家族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完全分离的前提下，当家族企业传承到“太子”手上仍只有一个股东的时候，“太子”会有极强的股东意识，经理人花多少钱他都会查查看看。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个企业是他一个人的。这种情况下，如果“太子”是个草包，看不懂账本，加上生性好疑，猜测职业经理人的敬业精神和忠诚度，怀疑他们“吃里爬外”，而职业经理人又缺乏非常坚忍踏实的职业心态，于是内讧一触即发，造成的悲剧是职业经理们跳槽，带走公司大量商业秘密和业务客户。

在家族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并未完全分离的前提下，当“太子”既是企业单一的所有者，又担任着经营管理决策关键职务时，企业很难避免家长式的独断专横决策。而此时职业经理人的位置往往比较尴尬，有可能出现“叛将拉走一营叛兵”的现象。2001年，广东创维集团营销总经理陆强华与老板黄宏生翻脸，率营销队伍近百人“哗变”就是一例。

最重要的一点是，第一代家族企业往往是在艰辛困苦以及不断的忧患中存活下来，并且开始稳定的发展。而第二代，至少在国内的大多数民营企业是这样，他们往往从降生之日起，便开始过着一种享受的奢侈生活。天将降大人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其身。民间俗语也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人如果没有生活的风雨磨砺，如何能够迎着风雨，背负重荷呢?所以在我看来，家族企业，往往将继承人养入温室之中，虽然看似名贵，但是其生存能力尚且不如一棵野草，又如何能够担负起继承的责任。这才是其家族企业是否能够永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我们深受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所以大多数中小型家族企业是不会把企业的最高执掌权授予一个外姓之人。除非有了某种关乎于生死命运的契约在其中。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商人赚取的资金不是用于购置田产或捐取功名，就是被一代祸几代人穷极奢欲、挥霍一空。这意味着大的民营资本所有者离开工商业的经营，特别是意味着在工商业中积累的资金化为私人的消费而无法再作为资本回流。因而，我们经常可以见到没有持续经营工商业动力的这些家族企业的后代迅速变成沉溺于吃喝玩乐的花花公子，在不长的时期中他们耗尽祖上积累的财产，迅速贫穷衰败下去。

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矛盾现象：一方面是先哲和先贤们不断地教导人们要勤俭节约，而且那些经营实业的创业者们也确实在克勤克俭地储蓄和积累；另一方面却是创业者的不肖子孙们在吃喝玩乐，挥霍浪费，耗尽祖上积累的资本。这两个方面的力量综合起来，就使中国古代社会中的总的储蓄倾向不高，资本积累的动力不强。

19世纪的西方人观察到，中国的利率在12％以上时，资本积累便停止了；而荷兰历史上最兴盛时，政府通常以2％的利率就能借到款项，私人若有可靠的担保以3％的利率也能借到款项。他认为这是由于中国人的实际积累欲望太低，而英国这样的国家有着很高的积累欲望。他举出了许多原因，以说明为什么英国人的积累欲望高。不过，由于他并不清楚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他不可能正确地解释中国社会实际的资本积累为什么如此之低。

尽管中国古代私有财产制度占统治地位，工商业中的资金归私人所有，中国的具体制度和社会环境仍然不利于工商业中的资本积累，特别是不利于富有的工商业者将其巨额的资金继续投入工商业的经营。而没有巨额的资金投入就不可能发明和使用机器来进行制造业的生产。结果是中国的制造业一直得不到大量的资金投入，从来就只限于依靠手工技巧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最终在使用机器生产的现代工业发展上大大落后了。中国的这样一段历史已经足以证明，民营工商业子承父业的家族化模式阻碍了古代中国经济的发展。

《红楼梦》中的刘姥姥无疑是一顶一的聪明人。人间最大的聪明不是治家、安邦，也不是吟诗作画，而是审时度势、察言观色和趋利避害。刘姥姥是个寡妇，跟着自己的女婿、女儿过活。她的女婿狗儿是一个小京官的后代，由于家道中落，靠两亩薄地生活。狗儿和大多数破落户子弟一样，既没有重振祖业的雄心，又不甘心生活的艰难，更多的则是颓废与埋怨。对于女婿在家酒后的气恼，刘姥姥的一番开导非常有水平：“姑爷，你别嗔着我多嘴。咱们村庄的人家哪一个不是老老实实守着多大的碗吃多大的饭呢？你皆因年少时候，托着老子娘的福，吃喝惯了，所以如今有了钱就顾头不顾尾、没了钱就瞎生气，成了什么男子汉大丈夫了！如今咱们虽离城住着，但终是天子脚下。这长安城中，遍地都是钱，只可惜没人会去拿罢了！” 刘姥姥这席话骂尽天下所有游手好闲惯了的子弟，他们对于生活除了唉声叹气、感叹命运不济外，没有任何努力改变现状的动力，以往的优越生活使他们的视野存在着盲区，看不到或者是不屑于抓住一点点小机会。

从刘姥姥的话中可以推断，国内家族企业如果希望能够传承并且永续地发展下去，只有从第二代继承人的人生起点便开始进行栽培，将其磨炼成一个可以肩负重任的继承者，而不是像现在大多数第二代继承者，如同高衙内一样，其唯一的强项就是如同诸葛军师一样地能掐算，因为往往在大多数这样的事例里，当企业交于其手的时候，立刻精准地掐算出，还有多久便寿终正寝了。因为养出了阿斗，只能累死军师，亡了国家。

作者简介：安徽工业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讲师；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中央电视台“同一首歌”栏目策划助理；北京精锐纵横营销顾问公司兼职培训师；山东合效营销策划有限公司顾问；成都演艺（集团）有限公司资深顾问；美国SAFC Automative Company公司、上海赛风汽车公司(中美合资)、北京京师锐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海南天涯泰诚酒店管理公司等企业顾问。发表专著有《中国民营企业批判》 当代中国出版社、《转型力：中国企业转型之道》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身边的博弈论：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浅谈》中国发展出版社等。上海交通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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