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与“问题”
—— 重读胡适有感
胡适，“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早在1919年，旧中国内忧外患不断，当中国知识分子正在竭力寻求救国之道而众说纷纭时，胡适在《每周评论》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引起过一番争论。然，经典之作往往就是禁得起时间和实践检验的。今天重读胡适，仍然觉得这位学者似乎正议论着我们今天的某些现实。
胡适在该文开宗明义便说：“现在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他还说“要知道舆论家第一天职,就是要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只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种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而本文的第一个小标题就是“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今天读来，笔者还是不得不佩服胡适先生对社会现象的洞若观火，其思考和论述入木三分。
● 似乎邓小平先生与胡适先生的心有些相通
改革开放之初，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国企改制、允许并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还有股份制的推行、证券等金融市场的建立和开放、经济特区的建立、经济上与国际接轨等等在中国应当说是“新生事物”的“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事物扑面而来。但是，死守马克思主义教条者、保守主义者、思想转不过弯者和某些别有用心者却纷纷叫嚷起来：这还是“社会主义”吗？这是“资本主义全面复辟”，我们的企业、我们的国家姓“社”还是姓“资”？争得慷慨激昂，不亦乐乎。如果像这样空谈“主义”地争论下去而不研究具体问题，那中国的改革开放早就停滞不前了，更没有今天的初步崛起，也不会有惠及亿万民众的低保及失业救济制度。
说到改革开放最遭诟病的问题之一便是工人“下岗”。诚然，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毕竟政府在着力设法创造再就业机会，并且也有低保做基本生存保障。而在原来所谓“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有些人不知或是忘记了，也曾有大批工人毫无安置与保障地下岗。由于1958年“大跃进”的政策失误，国家不得已在60年代初期对国民经济进行压缩性调整，1751万的全民所有制职工被“精简”下来（亦即下岗）精简比例高达34.7%，预计当时失业率为10%左右，大部分被动员下农村或回到农村，不仅没有“低保”一说而且连经商做小买卖的自由都没有，因为那属于搞“资本主义”；而文革第三年开始，大批知青所谓相应毛号召上山下乡，现在我们知道那也是为了解决青年就业问题的一种权宜之计，而且剥夺了他们继续升学的权利，终在文革后期酿成社会问题。可悲的是，那时的百姓对于“精简”、“下放”是连牢骚也不能发的。这些，恐怕一些人淡忘了。而至今各地政府还在忙着给当年那些被“精简”的人落实生活补贴的相关政策。
其实失业与就业问题是任何“主义”的社会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无法用“姓社姓资”来解释的，关键是看政府如何面对处置。美国早在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就出台了低保和失业救济政策，借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做法用政府这只“看不见的手”实行了国家宏观调控，此为一例。我国改革开放后，加强了税收管理，也实行了低保及失业救济制度，在13亿人口的中国，这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和社会的进步。对此，我们想想，是应当多研究问题、办点实事还是一味争论“主义”呢？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倒是相当“社会主义”的，可那是中国老百姓所需要的吗？
所以，面对“姓社姓资”的争论，邓小平先生果断地说“谁不改革开放，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并强调“不争论”。邓小平先生对马克思主义最大的贡献就是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找到了人类各种社会发展必需的一种共同的运行体制，而不再以姓“社”姓“资”而论之。不争论，并不是不要回答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问题，而是在大胆尝试的进程中，把姓“社”姓“资”的问题更多地留给社会发展本身去回答。邓小平先生还直白地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逐渐消除两极分化。尽管邓小平先生着重的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层面，但我们能说这不是真理吗？
● 如今似乎又重开“姓社姓资”的争论了？
如今，似乎又重开“姓社姓资”的争论了，一批所谓专家、学者纷纷撰文，高谈阔论。其实那些从概念到概念的“主义”根本无法回应现实问题，也无法使人信服。
邓小平先生在世时多次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3页）面对国际共运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所经历的曲折历程，我们需要反思和研究的东西还很多，我们现在还在探索过程当中，还处于“摸石头过河”的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还在实践继续探索，现在急急忙忙地遑论“主义”对中国的发展有益吗？
即以马克思主义来说，那些专家、学者们大谈“指导思想一元化”，可是，他们读通了马克思著作了吗？据08年报道，中央编译局部门负责人蒋仁祥说：“中国目前还没有直接从德文翻译为中文的马克思著作。仅有的《全集》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从俄文转译的中文版，这个版本与原文有出入，不符合科学的高要求”目前，“直接从德文翻译马克思全集的工作处于停滞状态。由于缺乏专业人才和后备力量，这项工作的结束仍然遥遥无期。未来18年内有望完成60卷中20卷的翻译。（点击引文链接）我们的专家、学者们是否先通读正宗原版的马克思主义然后再来谈“主义”是否更有资格？俄译版的列宁、斯大林与正宗马克思主义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吧？那么，在读通马克思之前，我们还是本着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 从国家综合国力的发展出发来多研究些实际问题是不是更好呢？
在我们大谈“公有制”时，专家学者们可知道学界、民间对“公有制”的不同看法？有些人就认为股份制是算不上公有制的，因为这里面综合多变的成分导致很难说准其所有制的性质。还有人认为，生产资料国有，但“承包”或租赁给个人或某几个人经营，这已经很难界定其性质了。还有人更直言不讳地说，如果股份制也算作公有制的话，那么资本主义岂不早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了？还有，当农村的“土地流转”到少数人那里集中经营时，这时形式上的“公有”和实质上的私人经营及收益个人所有，其性质 该怎样界定呢？马克思主义对此有解释吗？而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重要标志之一，但从我国目前状况来看，这些问题说得清吗？所以，还是少谈“主义”，先“摸着石头过河”，看看怎样做对人民利益和国家发展更有利吧。
在我们大谈“姓社姓资”的问题时，我们如何解释当今许多私企业主及民营企业家同时也是共产党员甚至是党的书记呢？吸收这些腰缠千贯万贯的“富人、资产阶级”入党是不是搞错了呢？他们是“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吗？我们在使用这些概念的时候如何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和一系列政策相统一？我们如何解释非国有企业在1990─2005年这16年中，在没有吃国家一分钱财政补贴的情况下，创造利润3万多亿元、实现工业总产值100多万亿元，2006年非国有工业总产值已占全国工业总产值比重68.8%，三分天下已经超乎其二呢？这该叫什么“主义”？（见《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过去今天和未来》）笔者是支持改革开放的，但如真论及什么“主义”，笔者和许多百姓是困惑的。
动辄言“西方、东方”重建意识形态壁垒是迂腐的；君不见西方也在读马克思，东方文化也在走向世界；资本主义在研究和借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考虑恰当地运用那只“无形的手”对市场、社会进行适当调节和掌控；社会主义也在研究和借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设法让每一个人的创造力在公平竞争中充分发挥出来而加速国家的发展；中国学英语热，西方国家学汉语也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意识形态的交融是不得不承认的现实。在这样的时代，哪个民族能够将世界上所有的对本民族发展有用的软件、硬件统统拿来为我所用，哪个民族将成为优先发展的“老大”。这也是遵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体现。
在21世纪这个充满变数的时代，从国家与社会的发展来说，以我国在治国方面曾经获得的经验和教训为基础，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实际问题，促进民生改善，促进国家经济、政治的可持续良性发展，这应当是有益无害的。人民生活改善了、社会公正与正义基本实现了、国家综合国力发展了，并逐渐赶上乃至超过世界发达国家，这大概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就显现出来了。而现我们尚在摸索，前面的路还不短，先在遑论这个那个“主义”似乎还太早，还是一心一意谋发展是正道。
少谈些“主义”，多研究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既定概念出发，这在当前似乎是尤其需要的，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之灵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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